张爱萍说：若非博古两道命令，1945年接收上海的就是我了！
1937年秋，上海郊外，张爱萍面对一群刚刚拿起武器的青年，讲的不是豪言壮语，而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：平原无险、水网纵横，游击队究竟怎样活下来，又怎样打出去？ 那时的上海已经陷入战火。城市被日军占领，大批难民涌向郊区，许多人心里憋着一口气，却不知道该如何反抗。张爱萍到达上海后，担任中共浙江省委军委书记，手中没有现成部队，也没有充足武器。 他没有坐等条件成熟，而是深入难民和乡村，宣传抗日，寻找愿意拿枪的人。十多天内，一支由爱国青年和农民组成的队伍逐渐形成。人不多，装备也差，真正的难题还在后面。 这些新加入的队员大多没有受过训练。张爱萍便把临时驻地变成课堂，讲射击，讲警戒，讲侦察，也讲如何利用河道、村庄和芦苇荡隐蔽行动。他曾在抗日军政大学任教，明白新兵最缺的不是口号，而是战场上能保命的本领。 上海郊区不同于陕北山地。这里没有连绵山岭，只有平原、水网和彼此相连的村庄。张爱萍据此把队伍拆分成若干小股，分散隐蔽，昼伏夜出，必要时再集中兵力打击敌人。力量虽小，调动却要灵活。 有意思的是，这支队伍尚未完全成形，组织上的变化便接连到来。中共浙江省委撤离上海后，张爱萍原本打算留在护杭宁地区，继续经营这支游击力量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南京中共代表团负责人博古发来第一道命令。 命令要求改组省军委，成立外省工作委员会，并前往浙江、南京接受新的任务。张爱萍不愿轻易放下刚刚建立的队伍，曾考虑让副书记吴仲超代为前往。但在组织关系和战局变化面前，他还是动身去了南京。 等他赶到南京，形势又变了。中共代表团已经撤往武汉。张爱萍没有立即离开，而是带人搜集国民党军遗弃的武器，准备在当地继续开展游击战。三天后，第二道命令传来：部队撤往武汉。 这一次，他不得不离开上海郊区。那支刚刚拉起来的队伍，也由其他同志继续负责。张爱萍随后转赴武汉，后来担任中共豫皖苏省委书记，到津浦路东开辟敌后根据地。一次调动，改变了他的行动方向，也让上海的抗日武装失去了一位熟悉当地情况的组织者。 1945年8月日本投降时，上海附近并没有足以迅速控制城市的共产党主力。蒋介石方面借助美军运输力量，把部队很快送入上海，完成了接收。身在淮北新四军系统的张爱萍听到消息后，感到十分遗憾，留下了那句后来广为人知的话：“若不是博古两道命令，接收上海的就是我张爱萍了。” 这句话容易被理解成争夺功名，其实并不准确。张爱萍惋惜的，是一支抗日武装和一片工作基础被迫中断，更担心上海在抗战胜利后被国民党首先控制。至于个人名位，他一向看得很淡。 1933年，红军准备组建少共国际师，组织曾考虑让张爱萍担任师长。他没有把职位视为个人荣誉，最终由陈光担任师长。1941年，新四军第四师整顿期间，他也没有接受更换师长的安排，彭雪枫继续担任第四师师长，张爱萍仍在第三师任职。 张爱萍早年的经历，也解释了这种性格从何而来。他出生于四川达县一个农民家庭，少年时常听祖母讲述田产被恶霸侵占、打官司受骗的往事。那些具体而沉重的家事，使他很早便明白，贫弱不仅来自武器不足，也来自没有知识、没有组织、没有改变命运的力量。 1925年五卅运动后，他积极参加学生活动，后来加入共青团和中国共产党。1929年，他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，因伤势和工作安排，周恩来曾劝他留下。但张爱萍更愿意到苏区参加红军，最终进入红军队伍，走上了职业军人的道路。 此后的张爱萍，既能在敌后组织小股部队，也能承担海军建设和国防科技任务。新中国成立前后，他参与组建华东军区海军；1964年10月16日，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时，他担任试验现场总指挥，并向北京报告这一消息。 从上海郊区的水网，到西北戈壁的试验场，张爱萍面对的始终是具体困难：没有兵，就去组织；没有经验，就去学习；没有现成道路，就在实践中摸索。至于那次未能留在上海的调动，成为他军事生涯中少有的遗憾，也留下了一段颇具意味的历史插曲。 特别
